2011年至今，我国生育政策已从“双独二孩”发展到“全面三孩”。历经10年嬗变，“让不让生”已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养”。
回顾政策历程，10年间，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决心。事实上，生育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相互牵扯，“说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系列报道，精选国内外新刊发的人口研究，将后人口转型时期人们的生育决策及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究细节。
今天，本系列第推出第一篇，聚焦“二孩家庭”。站在“三孩时代”回望二孩，那些率先多生的家庭怎么样了？
若以家庭为单位，生二孩对夫妻双方的就业和收入影响如何？
近日，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的一项研究给出数据，对中等收入家庭来说，与生育一孩相比，生二孩的妻子就业几率下降9.3%，而在高收入家庭中，孩子数量对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
此外，该研究分析表明，生育一孩将使得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 5。 6 %，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 7。 1 %。
该研究题为《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基于收入分层的视角》，研究论文于2021年7月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俊及该院教授石人炳。
与一孩状态相比，生二孩后母亲就业几率下降9.3%
该研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共5期追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CFPS 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 ISSS） 组织实施，调查基线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该研究中，有3734个调查对象共计7642人次的调查数据纳入统计分析，样本年龄在25—55岁，有二孩的家庭二孩出生时间为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及以后。
该研究应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就业和经济收入两个方面，检验了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
从就业情况来看，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
就妻子而言，与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个孩子使得其就业几率下降约6.6%；继续生育二孩，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与一孩状态相比）。
研究者认为，既往对孩子机会成本或“母职惩罚”的研究多讨论收益，而忽略了就业几率的考察，有些研究甚至刻意只选取有工作收入的女性作为样本；其实，生育对女性就业机会的负面影响，可能是比收入降低更加不能忽略的“惩罚”。
对此，研究者解释道，工作的意义不仅限于“收入”，失去工作还意味着失去地位、失去社会价值、失去对自我的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机会成本”。
具体到生孩子对母亲工资的影响，既往研究给出了数据。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CHNS（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1993、1997、2000、2004、2006 年的调查数据，发现生育第一个孩子使得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7%，生育第二个孩子使得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16.8% （均是与未生育之前相比）。
此外，从家庭收入来看，该研究发现，生育1个孩子将使得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对于以上结论，研究者总结道，不管是从劳动力市场参与过程（就业）维度还是从劳动力市场参与结果（经济收入）维度考察，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均须付出更高的边际机会成本。
研究者认为，该研究从边际机会成本的视角为现代家庭低迷的二孩生育意愿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释和实证经验。其分析道，抚育子女的边际成本上升、效用下降，使得因应道德和传统文化要求，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的父母在二孩生育决策中，选择了经济理性——以“质量替代数量”，不再生育第二个孩子，进而导致社会整体的二孩递进比下降以及总和生育率降低。
中产“夹心层”承担更多生育压力
对于经济实力不同的家庭，二孩生育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该研究分析显示，从就业几率影响及收入影响来看，中等收入家庭往往承受着更多压力。
针对妻子就业几率的影响，该研究使用家庭年收入的分位数值 （ 25%分位数、75%分位数） 作为界限，将妻子所在家庭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个群组，分组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生育二孩对妻子就业的影响只在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中显著，其边际负面影响效应分别达到16.1%和20.5%。高收入家庭中孩子数量对妻子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
同时，对于人力资本和家庭特征相同的丈夫个体而言，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并不会显著影响其就业几率。该统计效应在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中并无异质性。
就二孩对家庭收入影响，该研究取得了一个有意思的发现：低收入家庭一孩的边际机会成本（9.7%）高于二孩（5.8%），而中等收入家庭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8.6%）高于一孩（4.6%）；同时，对于高收入家庭，孩子边际机会成本的统计效应不显著。
至此，该研究验证，不论从生育影响就业的角度看，还是从生育影响家庭劳动力市场收入的角度看，结果均表现为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
对于中等收入家庭的二孩压力更大，研究者分析，可能的解释是，收入约束、单位时间成本、育儿期待三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塑了“工作—生活”冲突的激烈程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异质性分布。
具体而言，低收入群体育儿期待相对较低、时间成本也更低，在二孩抚育中投入更多时间亲自照料，边际机会成本会更低。对比而言，高收入群体有能力通过购买高品质育儿服务，弱化“工作—生活”冲突，降低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一方面，她们对边际孩子效用有更高的期待，存在更加明显的“育儿焦虑”，更加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另一方面，他们将更多时间投入劳动意味着更大的机会成本损失，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太可能像高收入群体那样购买满足其更高期待的育儿服务。
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可能面临更加强烈的“工作—生活”冲突，故而事实上承担了更大规模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
研究者分析道，中等收入家庭为二孩生育行为付出了更高的机会成本，一方面源于该群体对子女抚育质量的更高期待，另一方面源于现有的政策制度和公共服务不足以支撑该期待。
“问题在于，正式支持体系的缺失使得儿童养育的成本完全由家庭承担——父母付出更多的养育成本，但孩子未来创造的价值却更多为全体社会成员享有而非只为父母独有。”研究者写道。
研究者提出，应对之策一是建立儿童抚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减少家庭直接的育儿支出；二是增加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