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夜间12点，本该是一天中最寂静的时刻，深圳某三甲医院的儿科急诊室门口却嘈杂若菜市场。
病人实在是太多了，儿科医生贺兰希（化名）不得不加快问诊速度。
这一晚，贺兰希在急诊科看了近300个病人，是普通门诊正常工作量的三倍。
流感诱发的儿科瘫痪
超负荷的工作量倚赖更快的问诊速度，更快的问诊速度又来自于工作积累。这是贺兰希从业的第九个年头，繁重的工作量造成的压力性肥胖让他比刚上班时肥了20斤。
平均3分钟看一个病人，贺兰希是科里有名的快手。他有一个让自己工作高效的办法：饥饿和寒冷。饥饿让人不会犯困，寒冷则让人清醒。除了吃饭不定时，无论春夏秋冬，值班时他一律穿夏装白大褂。
尽管清醒，但病人过多，贺兰希也会焦躁。因等待时间过长，频频有家长质疑为什么不多加人手？ 贺兰希常摆摆手，交给护士去解释，自己则迅速点击叫号看下一个患者。
直至早上8天，门诊交班，贺兰希的“大夜”终于结束。他回到家中想好好补一觉，但是手机却不敢关机，他在等通知。
急诊一天三个班次， 儿科共有18名医生，分流去住院部、门诊一多半人手后，连贺兰希在内的只有6名急诊医生。一个一个班次才能确保上完“大夜”后的人可以补休一天。
2017年12月以来，深圳市流感指数接连为Ⅰ级（极易发生）、Ⅱ级（易发生），面对急诊室门口乌压压等待的人群，贺兰希和同事们大夜后的补休取消了。一旦排号的病人超过40个，护士就打电话通知本该休息的医生回来，“两名医生同时开工分流病人，才能确保在下一个班次交接时不遗留太多病号。”贺兰希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
1月3日，这天是贺兰希父亲的生日，为了照顾他可能随时回去支援的需求，全家人在距离医院最近的一家饭店吃饭。
保护自己要靠证据说话
中国医师协会在2018年年会上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2016年，在伤医问题上，66%的医师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医患冲突，但绝大多数为偶尔的语言暴力（51%）。截至2017年5月底，全国各地公安机关侦破涉医犯罪1023起，刑事拘留1058人，查处治安案件4627起，治安拘留4732人，现场制止违法犯罪1700起。
冰冷数字里也有贺兰希的遭遇。从业以来，贺兰希遭遇过4次医患冲突，最让他心有余悸的一次冲突发生在2016年年初，一场乌龙事件差点让他暂停工作。
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孩子来看病，要求给拉肚子20多天的小孩输液。贺兰希问诊后发现孩子不需要输液，于是对家长说回去注意看护，晚上多喝点水。结果第二天孩子休克了，家长认为是没给孩子输液引起的，要求走法律途径。
在事件真相未明前，医院多次询问贺兰希事情经过，甚至被告知可能有医疗官司。还好有监控视频为证，贺兰希在诊疗上完全合乎规定。经查实后，孩子休克的原因是家长睡着了，忘记给孩子喂水。
投诉事件无疾而终，但事后家长依旧认为错不在己，那对20岁出头的年轻家长为自己辩解：“我们第一次做父母没有经验，带孩子累睡着了，医生怎么事后不提醒我们呢？”贺兰希对此记忆尤深，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儿科一直就是医患冲突的重灾区，虽然家长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某些行为不能姑息。
此后，贺兰希意识到，保护自己要靠证据说话。证据就是急诊室里的监控，但凡容易引起纠纷的地方，他都会有意识加动作让镜头照清楚：“比如告诉家长回去喂水，我会拿起桌子上的奶瓶对着监控镜头比划要喝多少水。”
儿科医生缺口过20万
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实施，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轮二孩生育的狂潮，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贺兰希表示，此后新生儿逐渐增多，儿科门诊量增长了30%。
同年深圳市新生儿出生人数达23万， 而深圳全市儿科执业医师仅1888人（数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深圳市卫计委根据预测，到2020年，深圳儿科医生需要2800人，才能满足“二孩”政策放开后儿科医疗的需求，而目前缺口近一半。
不仅仅是深圳市儿科医生短缺，2017年5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一下简称“白皮书”）显示，儿科医生缺口已经超过20万。当前中国儿科医生总数约为10万人，却要服务2.6亿0-14岁儿童，平均每2000名儿童才能拥有1名儿科医生。
一面是儿科医生紧缺，一面则是儿科医生不断地流失。据“白皮书”统计数据，最近3年，中国儿科医师流失人数为14310人，占比10.7%。其中，35岁以下医师流失率为14.6%，占所有年龄段医师流失的55%。
面对这一现象，国家卫计委出台政策，自2015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降分录取。此举导致舆论哗然。此外，2016年起，中国医科大学等八所高校恢复招收儿科本科专业，力争到2020年，使我国儿科医师达到14.04万人以上，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医师数从目前的0.53人增加到0.6人。
尽管如此，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儿科本科停招，只是表面原因。1999年本科停招儿科专业，只是把儿科学作为每个临床医学生的基本课程，这个制度本来就是为了扩展医学生的知识基础。事实上，除了口腔科外，目前国内任何一个医学院校的内科、眼科、外科都没有单设本科专业，但是这些科室的发展没有出现儿科的困境。
儿科效益差、风险高，“费力不讨好”，导致医学生不选择儿科专业就业，这才是深层次的原因。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恢复儿科专业的本科招生是解决办法之一，但根本办法还在于改善医生待遇。
“风险大，还更穷”
贺兰希所在医院曾多次招募儿科医生，但应者寥寥。直到2017年，贺兰希科室才招来一位毕业生，并且需要在住院部规培3年后才能参与临床诊疗。
“金眼科，银外科，打死不去小儿科。”这个段子广泛流传在医学生中间。儿科的特点决定了儿科医生比其他医生群体的收入要低，这令医学生对儿科望而却步。 就业时，班上40名同学，只有贺兰希和一位同学去了儿科，而该同学在东莞某医院工作几年后改行做了公务员。
据了解，由于我国长期存在以药养医的现象，儿科用药少，且都是常见病、普通病，不需要复杂治疗，一个体重10公斤孩子的用药量最多只有一个成人的1/4，这也就意味着同样的工作量，儿科医生的奖金远远低于成人科室，中华医师学会儿科分会的一项调查可以佐证：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童医生的1.68倍，但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76%。
不仅招不来新人，在深圳高物价高房价碾压下，不少儿科医生选择辞职。深圳卫视报道，2011-2015年深圳市儿童医院共有36名医师及139名护士辞职，其中就有网红儿科医生裴洪岗，他在辞职信中表明“儿科医生工作量大，辛苦，医患纠纷高发，风险大，还更穷”是离职原因。
贺兰希不仅是他班上硕果仅存的儿科医生，还是朋友圈里少有的儿科医生，于是他常年收到朋友们送的礼物。但代价是他经常接到朋友们的求助电话，有时候是半夜3点问孩子发烧怎么办，有时候是午饭时间发来一张孩子的大便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