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全面两孩”时代，舆论中诸如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低、儿科医生资源紧缺等新闻随之持续见诸报端。如今，这一政策落地已超一个月， “单独两孩”政策落地也有两年多的时间。那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有着怎样的生养困惑？带着这一问题，日前，中新网记者进行了集中采访。
四老+两孩：“80后”爸爸称压力取决于心态
2月1日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满月的日子，当天，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海淀区的海军总医院妇产科。
一位刚刚结束产检准备回家的孕妇告诉记者，据她了解，2月1号当天有大约30名产妇处于待产状态，不过生二孩的只有1人。
记者在电梯口碰到了刚刚照顾完妻子、打算外出就餐的罗辉。他告诉中新网记者，作为“单独两孩”政策的受益者，在第一个孩子已经两岁多之后，自己的二宝即将出生。
2014年2月21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北京市成为全国第五个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省份。据统计，截至2015年12月底，北京市单独两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分别为61810例和56346例。
二宝降生后，届时，罗辉将迎来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两个孩子的生活，压力在所难免。
“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没有，工作再辉煌，还是会觉得孤单了些。”30岁出头的罗辉告诉记者，有了二宝虽然可能会让生活变得辛苦，但也会变得更有趣、更热闹。
而对于“全面两孩”政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爽曾分析称，这一政策实施后，受影响的主要还是80后群体。80后甚至90后，敢不敢生，或者能不能生，这涉及到孩子抚养成本，既包括父母的机会成本和精神成本，也包括物质成本。
“压力取决于心态，要看想怎么养了。”罗辉说，自己在企业上班，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二宝的养育压力或让生活成本翻倍，但尚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压力也并不如大家想象得那么大。
在罗辉看来，“满足他们基本物质要求的同时，最重要的是陪伴。”
“猴宝宝”与“两孩”叠加 年轻小夫妻忧建档难
在医院妇产科的候诊区，记者见到了一对正握着病历单发愁的小夫妻。妻子汪月告诉记者，自己今年24岁，刚刚有不足两个月的身孕，但被医生告知情况不佳，还没能建上档。
眼看返乡的日子将至，老家没有好医院，自己又排不上专家号，汪月焦急地翻转着手中的手机。她还担心，在大家争相生“猴宝宝”和“全面两孩”政策的叠加作用下，在大医院建档生育会变得更难。
针对“建档难”，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员会主任方来英日前表示，北京现在有4900张产床，床位使用率约为91%。市民觉得建不了档，排不上队主要 集中在三级医院，而如果到二级产院，它的床位使用率大概88%，并没用全。另外，近两年还有一批民营机构进入，民营机构产床使用率现在仅为48%。
即便如此，汪月仍执着于在好医院挂上好专家号，确保这一胎能顺利生在猴年。“怀孩子是大事儿，前期愿意多花些钱，多跑几趟腿都值得。”汪月说。
今年1月25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表示，各地要将保障“全面两孩”政策顺利实施作为2016年妇幼健康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在提供 便民服务方面，要推行“互联网+妇幼健康”服务模式，逐步开展预约诊疗、便民门诊、远程会诊等服务。有条件的地区要动态公布孕产妇保健建册（卡）和产科床 位使用情况，引导群众合理有序就诊，提高广大妇女儿童的感受度和满意度。
对于“两孩”带来的产科紧缺问题，北京市政协委员、市妇产医院儿科主任张巍则建议，应充分发挥二级、民营医院仍不饱和的产床资源，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降低私立医院生育的价格，引导一部分健康的产妇就近生育。
汪月告诉记者，虽然这次一胎还没稳固下来，但是已经和丈夫合计好未来要生两个孩子。然而，大城市紧张的医疗资源成为她的最大担心。
大龄女性的二孩纠结：40岁妈妈赴医院“取环”
“放开‘两孩’对我并不算是个好消息”，今年40岁的廖红梅告诉记者，公婆和丈夫都觉得多子多福，总盼着政策放开后自己能再为家里添丁，今年1 月已经被丈夫4次“骗”到医院做身体检查。不过，这次到医院“取环（宫内节育器）”，主要是出于调理身体的目的，暂时没有生二孩的想法。
据报道，此前就有医生预测，“全面两孩”的落地或带来“取环”的高峰期。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妇科主任禤庆山曾表示，70年代出生的女性占取 环人群主体。另据媒体报道，广州实施“妇女到医院取环不需计生证明”的新政一个多月后，该地初现“取环潮”。多位妇产科医生表示，到他们所在医院取环的女 性成倍增加。首批来医院取环的女性中，近八成是准备生二孩，年龄集中在40岁左右。
几经思索，廖红梅也松了口。她说，自己这次到医院“取环”，也算是为将来生二孩留存一个可能性：“先调整身体，如果有这个‘希望’，就再等两年。毕竟，自己身体状况不错。”
有分析指出，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育龄人群对现有子女数是否满意、第一孩的性别、生活城市的类型、女方的年龄、双方祖辈对他们生二孩的愿望、丈夫的文化程度等等，都是对符合条件人群提出二孩生育申请有影响的因素。
廖红梅说，政策放开后，朋友们经常问她要不要再生一个，但自己好像并不是很渴望。“毕竟生活压力太大，我和老公的户口在外地，虽然在北京工作且待遇丰厚，但是一家三口从租房到子女教育，都承担着太大的经济负担，即便有想法生二孩，却没有下决心的条件。”
不过，对廖红梅而言，影响她生育决定的最大顾虑，来自于她15岁的女儿。
廖红梅说，“虽然我的女儿很听话，但她并不是很支持我再生一个，她担心父母会因此把精力放在弟弟或妹妹身上。女儿现在处在青春期，又是升学关键期，如果没有做通孩子的思想工作，我们大人也不可能做这个决定。”
“既然女儿还没同意，我也就暂时不考虑生二孩的问题了。” 廖红梅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